案例简介

【选题历史背景及意义】

    互联网的出现，为社会信息流动带来了结构性的改变，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传受关系，数量庞大网民可以就某一议题公开发表言论。在中国，出现了在线舆论影响社会舆论，推动特定事件进展的现象。

    但这并不代表在影响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进程方面，在线舆论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网民自身素质外，在中国，传统媒体依旧是左右社会舆论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截至本研究前，中国的非网民占绝大多数，他们主要依赖传统媒体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媒体被认为具有“党政喉舌”的身份，在新闻框架上，自然要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在线舆论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为传播研究者所关注。

    本研究运用了框架理论，旨在探究在线舆论和媒体报道之间的关系，即分析两者框架的交互作用。

    之前的类似研究多只探讨框架的形成或者框架的设置。本研究将框架形成和框架设置结合起来研究，同时也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将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果上都具备创新性，对于学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案例来源：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Yuqiong Zhou & Patricia Mo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57, Issue 1, pages 79–98, March 2007.

    【理论背景】

    （一） 框架理论

    本研究采用框架理论，这个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起被引入大众传播研究中。高夫曼认为框架是“阐释的纲要”；框架能使人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或信息。所以框架可以说是对社会真实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吉特林认为，创造框架就是不断地选择、强调和排除的过程。恩特曼认为，创造框架就是选择现实的某些部分，在传播文本中加以凸出。

    （二）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

    在大众传播学领域中，议程设置理论先于框架理论出现。两者常被放在一起辨析，是一组有争议的理论。

    在概念上，两者有所不同。研究者们把“议程”看作公众对一系列议题的知晓或者单个议题随时间的起落，而一些对“框架”的定义则包含了公众用以理解特定议题的“认知模式”。

    在媒介效果上，在显著性上，两者又有内在联系。此处的显著性指议程设置过程中议题的显著性和创造框架过程中框架的显著性。然而，议程设置研究者们关联媒体和受众对不同议题的显著性；框架研究者则关联某一事件中不同的媒体框架和不同的受众框架的显著性。

    （三）框架形成和框架设置

    过去的数十年间产生了许多议程设置和议程形成的研究模型，这些模型激发了框架研究者将大量文献重新分成两部分：

    1、 关注框架形成过程

    2、 强调框架设置过程

    （四）框架形成和框架设置

    框架形成过程指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媒体在特定议题上的框架表现。一般说来，框架形成过程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内部因素主要是记者的个性、意识形态和专业主义。外部的因素则涵盖政治因素、利益团体、精英阶层以及公众舆论等。本研究中指公众舆论对媒体报道框架的影响过程。

    框架设置过程则指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公众在特定议题上的框架表现。本研究中指媒体报道对公众舆论框架的影响过程。

    （五）理论框架

    图1描绘了在线公众舆论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过程。

    1、框架形成过程（ -building）：一开始，新闻事件并没有得到媒体足够的报道，而是受到网民集中的在线讨论。在线讨论赋予了新闻事件意义和新闻价值，将其转变为一个议题。随后，媒体返回开始报道这个议题。这样一个“增值过程”强调了在线公众舆论对媒体报道的影响。

    2、框架设置过程（ -setting）：媒体记者并非被动，而是在一系列职业规范和实践中将在线框架重构进媒体框架。另外，网民对议题的理解也会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因为网民主要依靠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来了解最新进展。

    3、政府的影响（government）。在中国，传统媒体通常拥有“党政喉舌”的身份。在新闻框架的建构上，政府部门可能比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大。政府对框架形成和框架设置都能施加影响。

    4、框架的分类（classification of s）：本研究采用恩特曼对于框架功能的分类方法，分为四类：问题界定、原因分析、道德评价和对策建议。

                  图1 在线公众舆论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过程

【案例简介】

    本文的研究案例为“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案例简介如下：

    2003年10月16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发生了一起引起社会关注的“宝马车撞人案”。当天，刘忠霞和其丈夫驾驶着农用四轮车刮蹭到了苏秀文驾驶的宝马轿车的后视镜。双方发生争吵。随后，苏秀文发动汽车，汽车冲向了围观人群，撞死了刘忠霞并撞伤了12名旁观者。2003年12月20日，哈尔滨地方法院认定苏“驾车时精力不集中、操作失误”而非“故意撞人”。苏本人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该审判仅仅受到少量的媒体报道，但却在网民中引起了强烈抗议。传言认为苏秀文拥有强力的背景关系。2004年1月初，外省记者进入哈尔滨，开始一系列调查报道。同时，“宝马案”在网上成为了最热们的话题。

    随后，政府方面出面反驳传言，声明苏秀文没有背景关系。2004年1月10日，政府方面宣布将对此案进行复查。但关于此案的在线讨论和媒体报道依旧继续。2004年1月14日，网络和媒体都遭到了封杀。直到2005年，没有额外的官方信息发布，复查无果。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在线舆论和传统（线外）的媒体论述交互作用下，框架形成和框架设置的过程表现如何？

    具体分为三个部分：

    1、 在线舆论框架和传统媒体框架随时间如何变化？

    2、 网民和传统媒体是否有共同关注？

    3、 在线舆论对传统媒体的框架形成作用、传统媒体对在线舆论的框架设置作用以及在线舆论与传统媒体之间的框架互动是怎么样的？

    【研究设计，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一）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本研究将在线舆论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12月22-31日；第二阶段，2004年1月1-7日；第三阶段，2004年1月8-14日。

    本研究将媒体报道分成两个阶段：第二阶段，2004年1月1-7日，同在线舆论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2004年1月8-14日，同在线舆论的第三阶段。

    由此提出三个假设：

    1框架形成假设：阶段一的在线舆论框架对阶段二的媒体框架有框架形成作用；阶段二的在线舆论框架对阶段三的媒体框架有框架形成作用

    2框架设置假设：阶段二的媒体框架对阶段三的在线舆论框架有框架设置作用

    3框架互动假设：同一阶段的在线舆论框架和媒体框架之间有框架互动作用

图2 研究模型

    （二）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本研究需要对“框架”这一变量进行操作化。本研究采用恩特曼对于框架功能的分类方法，分为四类：问题界定、原因分析、道德评价和对策建议。在线舆论和媒体报道在以上每一类框架功能下有细分的框架。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框架”操作化

    【研究方法说明及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单元为每一个论坛帖子（指主贴，不包含回复）和每一篇新闻报道。在通览分析单元后（指每一个帖子和每一篇新闻报道），编码员会从恩特曼的框架功能分类里选择一种框架功能作为最主要的功能，并且决定出实现这一功能的最主要框架，以最主要框架为该分析单元所采用的框架。本研究“框架显著”的概念就是指帖子和新闻报道采用的每一种框架的比例。

    统计检验：

    1、 卡方检验。比较不同阶段最主要的舆论/媒体框架，从而阐明框架随时间的发展情况。

    2、 计算帖子数量和新闻报道数量，新闻报道数量和帖子引用媒体频率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以此验证网民探讨“宝马案”的热情程度是否与媒体报道强度相关。

    3、 计算舆论框架显著和媒体框架显著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以此检验框架形成假设、框架设置假设和框架互动假设。

    数据收集方法：本研究的数据由206个主贴(不包含回复)和114篇新闻报道组成。主贴取自强国论坛的“深入讨论”版块。取样时间为2003年12月22日至2004年1月14日。新闻报道取自各类媒体（包含报纸、电视、杂志和通讯社）。研究者通过新浪网上的“宝马新闻版块”主页检索来自“谷歌快照”的所有新闻报道和媒体评论。最终获得52篇新闻报道和62篇媒体评论。取样时间为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1月14日。

    【数据分析过程】

    （一） 在线舆论框架

    三个阶段的帖子呈现连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网络上关于“宝马案”的讨论随时间不断升温，该案也逐渐从突发事件发展成新闻议题。

    三个阶段的在线舆论框架差异显著。第一阶段主要是“问题界定”，其中以“幕后故事”框架为主。第二阶段主要是“原因分析”，其中以“司法不公/腐败”框架为主。第三阶段主要是“对策建议”，其中“复查/复审”“舆论监督”和“社会改革”三个框架都有一定比例。总之，在线舆论框架呈现从“发生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处理”的趋势。

    （二） 媒体框架

    第二阶段的报道数量较少，采用的媒体框架也较少，且基本刊登于当地报纸上。这个阶段关注“问题界定”，媒体调查“幕后故事”的数量明显大于支持“官方解释”。媒体认为事件由政府诚信危机和司法不公所导致，并且呼吁透明负责的政府和舆论监督来解决问题。这说明媒体在这个阶段扮演着“看门狗”和“喉舌”的双重角色，即质疑官方和反驳传言并存。

    第三阶段的报道数量远大于第二阶段，采用的媒体框架增多，覆盖了全部框架，且增加了全国性主流媒体的报道。这个阶段，“问题界定”减少，关注“对策建议”。

    （三） 网民和媒体的共同关注

    帖子数量的波动和新闻报道数量的波动显著关联。网民引用媒体报道的频率和新闻报道的数量显著相关。这体现了公众和媒体探讨特殊议题时的议程互动，即关于议题的探讨内容上，网民和媒体之间的互动较多。

    （四） 框架形成、框架设置和框架互动

    第一阶段的舆论框架对第二阶段的媒体框架有显著的框架形成作用；第二阶段的舆论框架对第三阶段的媒体框架没有显著的框架形成作用。这说明初始阶段，媒体框架受之前网民框架的影响，但随着议题深入发展，媒体框架开始不受之前网民框架的影响。

    第二阶段的媒体框架对第三阶段的舆论框架没有显著的框架设置作用。这说明媒体的框架对后来的网民框架没有影响。

    总之，框架形成作用和框架设置作用都相当有限。

    第二阶段舆论框架和媒体框架有显著的框架互动；第三阶段舆论框架和媒体框架有显著的框架互动。这说明，同阶段的舆论框架和媒体框架之间互相影响。

【研究结论】

    本研究描绘出了在线舆论框架和媒体报道框架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性。

    1、 在事件发展初期，在线舆论对以后的媒体报道具有明显的框架形成作用，能够推动事件向议题发展，引起广泛注意。但媒体并非被动，它不会完全回应在线舆论。在事件发展的中后期，在线舆论的框架形成作用减弱。媒体更多地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影响，扮演一种“喉舌”的角色，针对“宝马案”，更多地采用建设性的框架，而不是在线舆论采用的批判性的框架。这说明，在中国国情下，对于“框架形成”作用，政府能够起到一定的干涉作用。

    2、 尽管网民的主要信息来自媒体，但后者没能为在线舆论设置框架。相反的，网民表现出自主缓冲框架设置的潜力。网民会选择性地引用媒体报道，主要用来支持他们原有的观点。网民对媒体的低信任度也会造成他们对新闻报道的框架进行反向解读。

    3、 网民和媒体间的框架互动和议程互动明显，对于快速发展的事件，这样的互动作用更为快速。

【该研究的优点与不足】

    本研究的优点在于：

    1、 仿照议程理论的逻辑，从概念上将“框架形成”和“框架设置”联系起来研究和讨论，对传播理论有所深化创新。

    2、 本研究使用了定量的研究方法，能够客观展示网民和媒体的框架，并且进行定量分析，信度高，可重复。

    3、 基于中国国情，探讨了电子民主的潜力和限制，描绘出了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复杂的交互作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但是本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

    1、在网络样本的选取上，本研究选择了强国论坛关于“宝马案”的帖子作为研究样本，但是网络论坛的定位各不相同，不同类型论坛的网友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作为隶属于官媒的强国论坛，有着其独特的用户特征。所以，选取不同类型论坛帖子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横向对比，有助于更全面地描绘在线舆论框架。

    2、对于在线舆论，本研究只选取主贴作为样本研究，将回复排除在样本之外。但是，回复的数量往往占据网络舆论的绝大多数，并且回复中往往能体现出网民的论证和互动过程，也是重要的舆论样本。对网民回复进行研究，能增强说服力。

    3、内容分析法要求编码时遵循互斥原则。但本研究的编码分类有其模糊之处。例如，在“原因分析”部分，政府失信和司法不公并存。在中国舆论语境下，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常常被放在一起对待。所以这样的分类方法有待商榷。

    4、本研究没有考虑当下中国的仇富心理对网络舆论的影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网络舆论的背后常常蕴藏着复杂的心理状态，所以影响网络舆论的变量往往非单一，并且难以被精确测量，这使得分析中国网络舆论并非易事。当然这并非是这一个研究所特有的缺陷，恐怕这是所有量化研究都不可避免的问题，量化研究追求精确的测量，但是现实生活里总有无法精确测量的变量，这时就体现出量化研究的无能为力之处。

    总体而言，本研究采用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开辟了新的框架分析视角，是不可多得的内容分析案例。立足实际情况，所得的研究结果具备深刻的社会意义。揭示了框架交互的复杂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警示。